钢格栅板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钢格栅板厂家
热门搜索:
技术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技术资讯

黄宗羲从复社名士到抗清御史【求医】

发布时间:2021-01-14 16:45:42 阅读: 来源:钢格栅板厂家

第一节 竹桥黄氏,文化世家

明神宗三十八年庚戌岁八月八日(公元1610年9月5日),黄宗羲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通德 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一个书香门第,黄竹浦又名竹桥,为黄氏家族聚居之地,故当地又称黄氏家族为“竹桥黄氏”,根据祖先留下的谱牒资料、口碑 传说以及黄宗羲本人的考证,“竹桥黄氏”的始祖黄万河由于战乱,于南宋绍兴年间从慈溪的竹墩迁移到余姚的竹桥,在此定居下来,传到黄宗羲已是第十七代。

竹桥黄氏虽非名门望族,却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世家,其间比较著名者,有曾在任余姚州州判的七世从孙黄茂,明朝成化年间的诗画家黄翊(号菊泉子),弘 治年间任国子祭酒、正德年间任吏部尚书的黄,嘉靖年间曾任景州太守的诗人黄尚质,以及黄宗羲的祖父黄曰中、父亲黄尊素,现根据黄宗羲亲自编定的家乘著作 《黄氏家录》所记黄氏先人的生平事迹,择其佼佼者介绍如下:

始祖黄万河,字时通,号安定,别号鹤山,原籍金华,北宋建炎四年(1130),其父任庆元府通判,金人陷城,死节,万河避兵慈溪之竹墩,南宋绍兴年间迁余姚竹桥,遂为竹桥黄氏始祖,族谱尊称为“万二府君”。

七世从孙、名儒黄茂,字茂卿,读书善辩说,曾从学于名儒吴澄,毅然以道自任,讲学于本邑,弟子成材者甚众,晚年,登元泰定元年(1324)进士,授余姚州州判,其治以人伦为本,孝悌为先,爱民下士,百姓怀之,享年八十二岁。

十世孙、经学家黄伯川,字德洪,尝为蒙师教授,明天顺六年(1462)举于乡,次年会试时遭遇火灾,遂不再应试,除建宁府教授,以熟知《礼经》闻名,士子以得出其门为荣,晚年徜徉山水之间,与诗人倪宗正等相唱和,有诗文传世。

明名臣黄(1438—1514),字廷玺,明成化、正德间人,成化十六、十七年(1480、1481),举乡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弘 治十七年,升任国子祭酒,正德二年,任南京吏部尚书,因与同僚上疏批评朝政而得罪了宦官刘瑾,被勒令致仕,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僖”,著有《东 山文集》、《素庵诗集》等,已散佚,黄宗羲辑其残篇为《文僖公集》,收入《黄氏捃残集》,并撰《文僖公集序》以志其事,画家黄翊,字九霄,号菊泉子,明成 化、正德间人,安定公十世孙,能诗善画,尤以画菊闻名,故自号菊泉子,《黄氏家录》称“姚江画学,盖始自菊泉子”,可谓推崇备至。

十一世孙、孝义黄玺,字廷玺,号小雷,明宣德、正统间人,其兄大雷出外经商十年未归,小雷乃跋涉万里,历经艰难困苦,终于得偿所愿,奉兄归乡,黄宗羲曾作《万里寻兄记》赞其义举,《明史,孝义传》也载其事。

十三世孙、诗人兼画家黄尚质,号醒泉,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举于乡,曾任息县知县,景州太守,族人尊称景州公,在任期间,修建董仲舒书院,改周 亚夫祠,并为文记之,见称于时,致仕后,与浙东名士山阴陈鸣野、徐文长,鄞县沈嘉则、余姚杨秘图等过从频密,“倡和无虚日”,有《景州诗集》传世。

安定公第十五世孙黄曰中,也就是黄宗羲的祖父,号鲲溟,因为儿子被追赠“太仆寺卿”的官爵,所以“父以子贵”,也被追封为“太仆寺卿”,后人尊称为“封 太仆公”,他精通五经、诸子,尤善治《易》,是闻名当时的经学家,他以《周易》教授吴兴,时人尊称为“大师”,据说,当时“三吴弟子经其指授者,皆为名 士,每试出,私第其高下,榜发,无不合者”,其为人狷介刚直,疾恶如仇,凡乡邑利害争讼之事,曰中能够出以公心,敢言人所不敢言,往往讼事得以平息,当时 阉党气焰嚣张,其党羽中有某尚书,唆使其僮客越境追人,“(鲲溟)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可见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其子尊素被 捕入诏狱,曰中与尊素同入京师辩白,也受到魏忠贤严刑拷问,后设计逃脱,尊素被害以后,曰中乃大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于墙壁上,以激励孙子宗羲为 父申冤报仇,这种豪杰任侠的精神对于黄宗羲豪杰性格的形成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除以上诸人之外,竹桥黄氏还涌现了众多人才,用梨洲好 友、清初昆山名士徐秉义的话来说,是“既饶甲科,亦代有闻人”,如御史公黄均保、道南先生黄韶、鹤溪先生黄嘉爱、半山先生黄嘉仁等,均为当时名士,且有诗 文传世,这都证明,竹桥黄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世家,迄今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杭州、宁波、余姚图书馆、文保所的大量竹桥黄氏著作 文献,则是这个文化世家的实物证据。

第二节 东林中坚,惨遭横祸家族

先贤的思想品格与学术成就固然对黄宗羲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对黄宗羲的成长、性格与思想成就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他的父亲黄尊素、母亲姚氏和业师刘宗周。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1584—1626),是明末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尊素字真长,号白安,登万历四十年丙辰科(1612)进士,次年被授宁国府(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推官职,他在任不畏强权,秉公执法,颇得民望,天启三年(1623),奉调入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

当时的明王朝,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执政大权往往掌握在阴险小人或者宦官集团手中,尤其是在明熹宗天启年间,皇帝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 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朋比为奸,操纵朝政,并与魏广微、崔呈秀等无耻官员沆瀣一气,结为死党,形成了一个极其腐朽专制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以司礼太监魏 忠贤为首,被尊为“九千岁”,其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流,时人斥之为“阉党”,阉党结党营私、肆无忌惮地迫害正直 官员,穷奢极欲地攫取民脂民膏,因而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最后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但在黑暗腐败的政治浊流 行将吞噬整个明王朝时,也有一股政治清流在与之对抗,这就是所谓“东林党”,其实所谓“东林党”并非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党派,而是一批聚集在东林书院的讲学 之士以及一批仰慕东林士风、有志政治改革的中下层官员,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后,以曾任吏部员外郎的革职官员顾宪成(1550—1612)为 首,集结同志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家乡无锡县宋儒杨时讲学的旧址,恢复修葺了东林书院,他们以讲学为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于是“朝士慕其风 者,多遥相唱和”,逐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派别,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大多是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他们主张改革弊政,要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 担,基本上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新兴市民阶级的利益,黄尊素便是东林党人中一位相当重要的智囊型人物。

天启年间,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 日趋激烈,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了曾任左副都御史的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1572—1625)以及御史左光斗等六人,并用酷刑杀害 他们,次年二月,又将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朝廷命官逮捕入狱,阉党还按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 “天罡星”、“地煞星”排名次序,比拟编造了所谓《东林点将录》,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东林党人,又指使其爪牙,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将这十多名正直官员 害死在公堂上或牢狱中。

面对阉党的残酷迫害和酷刑折磨,黄尊素毫不畏惧、坚贞不屈,当时,朝廷下达逮捕令后,执行抓捕任务的缇骑先在苏州抓了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市民数万人聚众喊冤,并痛打了缇骑官兵,打死缇骑二人,其余官兵狼狈逃窜,但带头抗官的顾佩韦、马杰等五位义士被官府杀害了。

黄尊素听说苏州抗官事件后,不愿因激发民变而招致无辜民众的牺牲,因此主动抄小路去郡城绍兴投案,余姚县令祁逢吉误以为他逃跑了,于是亲自率兵上门抓 捕,尊素乃致书县令,指责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君何小视海内男子也?”可见,黄尊素当时已经做好了昂首伸眉、从容赴死的思 想准备。

黄尊素等人是以“贪污受贿”的罪名被诬告入狱的,被捕以后,刑讯逼供者问他:“贪赃几何?”尊素厉声回答说:“清风明月,名 山大川,皆吾脏私,何必问乃公!”他与同难诸臣坚贞不屈,酷刑之后,仍然“高谈狱中,慷慨怒骂,继以诗歌”,并且在自己受刑拷打之后,又甘愿代替难友李应 升接受酷刑,阉党深知其终究不肯屈服,于是指使狱卒将他们陆续杀害,尊素于天启六年(1626)六月初一日死于诏狱,年仅43岁,他在遇难前写了一首《正 命诗》,诗云:

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金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唯取忠魂泣镯镂,

在这首绝命诗中,他把自己比作时期的吴国忠臣,而将阉党奸臣小人比作吵闹不休的“燕莺”,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正气和宁死不屈的风节,崇 祯元年(1627),明毅宗朱由检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镇压阉党、平反冤狱的政治措施,如钦定逆案,诛杀魏忠贤、崔呈秀,流放或罢斥阉党党羽及其依附官 员,追赠或恢复受迫害的东林党人的官爵,下诏祭奠、厚葬被迫害致死者,等等。

东林党人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黄尊素也被追赠为太仆寺卿,十七年,追谥“忠端”,其遗著有《文略》、《诗略》、《说略》等,后由黄宗羲编定为《黄忠端公集》六卷刊行于世。

黄宗羲的母亲姚氏,是一位出身官宦家庭的大家闺秀,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从祖父官至太仆寺卿,其父为乡饮大宾,她16岁出嫁,33岁守寡,87岁逝世,一生虽然屡受诰封,但几经变乱,饱受丧夫失子、颠沛流离之苦,黄宗羲曾著文沉痛记述其母人生遭遇:

古来章妻、滂母,受祸不过一时,而太夫人始遭东林党祸,继之以复社党锢,又继之以乱亡,捕狱则操兵到门,避寇则连绳贯掌,覆巢之后,复遇覆巢,辛苦再立 之户牖,频经风雨,一生与艰危终始,正因为“一生与艰危终始”,所以也锻炼了黄母坚忍不拔的意志与“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一点,我们从这位姚太夫 人留存不多的诗篇中可知一二,现存《竹桥黄氏宗谱》中收录了姚太夫人四首《咏蒲扇》诗:

其一

挺出淤泥不染尘,清寒彻骨世无邻,何人采织还成扇?留取遗风披后人。

其二

世间物件看无定,百炼偏成绕指柔,何似芄蒲经织后,能将九夏变三秋。

其三

经纨彩制缤纷,画阁兰堂争媚人,却爱蒲葵存素质,不随时样伴贫身。

其四

矮溽暑来无避,轻翼蝇蚊作意骄,赖汝威风长在手,驱除令我免烦嚣。

短短的几行诗,活生生地描画出了一位不同流俗、高洁素雅、安贫乐道、外柔内刚的贤德夫人的形象,这些优良品格,对黄宗羲道德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和正直官吏家庭的黄宗羲,他的人生道路和个人命运也就必然与家国的命运不可分割、息息相关了。

第三节 为父申冤,锥刺阉党

当父亲黄尊素被录取为新科进士时,黄宗羲刚刚7岁,这一年,母亲又生下二弟宗炎,对于黄家而 言,真可谓双喜临门,次年,父亲被授宁国府推官职,年仅8岁的黄宗羲便跟随父母远离家乡,在父亲的任所读书识字,天启二年(1622),宗羲13岁,为了 参加郡城绍兴的“童子”考试,他从安徽宣城回到余姚,次年应试,以成绩优秀补为仁和县“博士弟子员”(县学秀才),这一年,父亲奉调入京,任山东道监察御 史。14岁的黄宗羲又跟随父母前往北京的御史官邸,当黄尊素携妻带儿开始其坎坷而险恶的宦海生涯时,少年黄宗羲也就从小培养起关心国事、分辨忠奸的强烈政 治意识,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从父辈的政治生涯中领略人生的道理,以求将来成为经世应务的有用之才。

《梨洲年谱》“天启四年甲子,公十五岁”条记载:

时逆奄窃政,党论方兴,杨忠烈涟、左忠毅光斗、魏忠节大中诸公,与忠端公为同志,常夜过邸寓,屏左右论时事,独公在侧,故得尽知朝局清浊之分,然而,东 林党人得以经常聚会、密室论政的时间并不长久,天启五年三月,黄尊素即因上疏弹劾魏忠贤与皇帝奶妈客氏而被撤职削籍,回到余姚,而且祸不单行,时隔一年, 即天启六年三月,阉党大兴冤狱,将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七君子陆续逮捕押解京城,高攀龙不甘受辱,投水自杀,其他正直官员均 被严刑拷问,折磨致死,黄尊素就是在诏狱里被阉党指使狱卒害死的,当时,尊素年仅43岁,宗羲年仅17岁。

当父亲在郡城被捕押解京城 时,宗羲满怀悲愤,亲自到绍兴送行,当时被削籍在家的黄白安好友蕺山先生刘宗周也赶来送别,并在萧寺为之饯行,临别时,父亲谆谆嘱咐儿子拜刘蕺山为师,刻 苦攻读经史,以了解古今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成为国家有用之材,宗羲牢记父训,依依惜别亲人,不料泣别之日,竟成永诀之时。

不久,黄尊素被害的凶信传到余姚家中,全家老少悲痛万分,宗羲的祖父黄曰中(号鲲溟公)愤怒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激励孙儿为父报仇雪冤。

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满怀对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阉党集团的深仇大恨,身 藏尖锐铁锥,写下奏疏,离家赴京,为父申冤,但当他跋涉数千里到达京师时,政局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崇祯帝为巩固政权,已于正月底下诏罢了阉党魁首魏忠贤、 崔呈秀的官,迫使他们自杀,并宣布其罪状,戮尸示众,二月,平反了天启朝的冤案,恢复被诬陷诸臣的官爵,抚恤死难诸臣家属,黄尊素被赠以太中大夫、太仆寺 卿(三品)官衔,赐葬银300两予以祭葬,但阉党余孽尚存,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宗羲于是上书崇祯皇帝,请求诛杀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阉党余孽, 崇祯下旨,命令刑部“作速究问”,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黄宗羲出庭作证,在威严的刑部公堂上,黄宗羲突然取出长锥猛刺许显纯,刺得这个当年不 可一世的奸臣遍身血污,狼狈不堪,但他狡辩说,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根据法律可以减刑,黄宗羲正辞严厉地驳斥说:“显纯与阉党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 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熙、宸濠尚不免于戮,况皇后之外亲乎!”审讯结果,宣判许、崔二人死刑,黄宗羲当众痛打了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来祭祀先父的 亡灵,宗羲又与死难忠臣周宗建之子廷祚、夏之令之子夏承一起抓来当年直接害死忠臣的凶手狱卒,将他们乱棍打死,宗羲在与阉党分子李实对簿公堂时,愤怒揭露 李实对他行贿以求免死的罪恶行径,并再次锥刺阉臣。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一起,在诏狱中门祭奠忠魂,哭声如雷,声震内廷,崇祯帝知道后,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锥刺阉党的英勇事迹,轰动了整个京城,也传遍朝野上下,“当是时,先生羲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赖天子仁明,念忠臣遗孤子,不加 罪,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呲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大智大勇 大孝大义的深刻印象。

第四节 加盟复社,反奸驱阮

青年时期的黄宗羲,在赴南京、杭州等地游学期间(约当崇祯三年至十七年),经人介绍加入了盛极一时的知识分子文化团体——复社,并且积极参与了复社领袖发起的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重要政治斗争。

明朝末叶,文人结社之风遍于大江南北,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组成一个团体,推举一二名才华出众者充当领袖,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集会,或者饮酒作乐、 吟诗弄文,或者高谈阔论、讽议朝政,当时称这种集会叫“文会”、“社集”,又叫“社盟”、“社局”、“坊社”等,到天启、崇祯年间,随着东林党和阉党的斗 争激烈展开,文人结社也就愈益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各种文社中,以江苏太仓人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成员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崇祯三年庚午科进士,与同里张采(字受先,号南郭)皆有文名,时称“娄东二张”。

他们先是加入常熟人杨彝(字子常)和金坛人周钟(字介生)主导的“应社”,后又说服各地社会领袖,于天启五年将十多个文社联合为一个,定名“复社”,加 入这个文人社会联合组织的,有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武林读书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江西则社、吴门羽朋社等, 其人数多达2000多人,其影响面覆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复社的兴起,本以“尊经复古”、“兴复古学”为宗旨, 陆世仪《复社纪略》引张溥之言曰: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都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其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可见,创办复社的初衷,是要改变浮华文风,引导士子通经致用。

但随着其影响的扩大,逐渐添加了政治色彩,以致卷入明末党争。

赞成者目为清流,争相标榜,会集其门下,反对者视为东林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黄宗羲对于复社的作风与行为,虽也有些微词,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积极参与了复社的集会。

崇祯三年庚午岁(1630),张溥召集了复社金陵大会,正在南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的黄宗羲,便由复社骨干周镳(字仲驭,金坛人)介绍加入了复 社,在南都游学期间,黄宗羲与复社主要成员陈子龙、吴伟业、沈寿民、冒襄、陈贞慧等结为文友,时相过从,宗羲晚年所作《思旧录》回忆他与张溥的交往说: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戊辰(崇祯元年),相遇于京师,庚午(三年),同试于南都,为会于秦淮舟中,皆一时同年,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 少、蒋楚珍、吴来之,尚有数人忘之,其以下第与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于天如之寓,甲戌(七年),余与冯研祥同至太仓,值端午,天如宴于舟 中,以观竞渡,远方来执贽者纷然,由此可见,黄宗羲与张溥等复社名士,是颇为惺惺相惜、意气相投的。

崇祯六年至七年(1633— 1634),宗羲还在杭州多次参加了孤山读书社(又名武林读书社,隶属复社)的活动,与江浩、张岐然、沈寿民、沈士柱等一班名士读书论学,在这前后,黄宗 羲很可能与其弟宗炎、宗会及宁波好友万泰(字履安)、陆符(字文虎)等在家乡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因为在现存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 迹》原件上留下了“梨洲复社”的藏书印章。

他在《黄复仲墓表》中称赞“三吴有复社,天下之才士清流多入其中”,在《刘瑞当先生墓志铭》中记曰:

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受先、张天如,东浙冯留仙、邺仙与之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人士奔走, 辐辏其门,……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

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愚、刘瑞当、冯玄度、冯正则、冯簟溪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则陆文虎、万履安,姚江则余兄弟晦木、泽望,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四点信息:第一,复社是一个知识分子联合型的文化团体,以复兴经学、卫护名教为己任;第二,在复社旗帜下网络了大江南北的大 多数高才宿学、清流之士,可谓人物之盛;第三,复社之士也继承了东林党人“裁量人物,讥刺得失”的议政传统,因此遭到执政者的猜忌;第四,黄宗羲在南京、 杭州、宁波、余姚等地都参与了复社活动,是当之无愧的复社名士。

但黄宗羲较之张溥、张采、周钟、周镳、吴应箕、刘应期这些文坛领袖 来,毕竟属于后进之士,因此在复社的地位并不显赫,参与的集会也不算多,他在加盟复社以后所参与的唯一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带头联名发布《留都防乱公 揭》(简称《留都防乱揭》),开展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

张溥领导的复社,虽不免混入个别士林败类,但总的来说是坚持改革朝政、反对阉党乱政的文人社团。

阮大铖,字圆海,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朝任职行人司,进《百官图》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走狗文人,崇祯二年确定 “逆案”(客魏集团)六等罪犯时,他与冯铨、顾秉谦等128人被列为第五等同谋犯,处以“徒三年,赎为民”的处罚,而避居于怀宁老家,但他贼心不死,仍图 ,崇祯五年(1632)由他幕后操纵,在怀宁成立了“中江文社”,企图与复社抗衡,只是由于复社名士方以智的揭露,中江文社才昙花一现,如鸟兽 散,这时,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安徽大部分地区,阮大铖逃到南京避难,又暗中招纳亡命徒,用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和当局官僚,招摇撞骗、自鸣得 意,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阮大铖的行径,激怒了复社志士,他们认为,阮大铖图谋复出,很可能成为第二个魏忠贤,必须将他赶出 南京,才能消除隐患,于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秋七月,复社人士在周镳主导下,共推吴应箕(字次尾,安徽贵池人)起草,由东林领袖顾宪成之孙顾杲代 表东林子弟、黄宗羲代表天启朝遇难的忠臣子弟带头署名,发布了声讨阮大铖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

《留都防乱公揭》就像一篇战斗檄 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它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阮大铖“献策魏,倾残善类”,“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 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他们宣言:“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质,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 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这篇公揭的发表,在当时确实起了“寒乱臣贼子之胆”的作用,阮大铖吓得“杜门咋舌欲死”,于是溜到南 京城外牛首山的寺庙中躲避了好几年,揭文也大长了正人君子的志气,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人、东林弟子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痛斥阮大铖的罪行,引起社会上的普 遍震撼,就连烟花女子、梨园子弟也不愿演唱阮大铖写得颇有文采的《燕子笺传奇》了。

然而,对社会邪恶势力的道德谴责,如果没有强大的 力量作后盾,是起不了多大实际作用的,明末复社志士的悲剧在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败透顶,分崩离析,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政局已经不堪收 拾,一批文弱书生(他们可能是社会上一些头脑清醒、人格高尚的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也只能是落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结局。

就 在《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六年以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春,明中央王朝就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接着,清兵入关,打败了农民军,清王朝定都北京, 五月,与阮大铖狼狈为奸的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因拥戴福王即位有功,独揽军政大权,并起用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由马、阮掌控的弘光政权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清,反而 大肆镇压正直官员和复社志士,阮大铖故伎重演,就像当年向魏忠贤进献《百官图》、编造《东林点将录》那样,编造了一份《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 人士为蝻,并按《留都防乱公揭》的联名名单一一搜捕复社人士,企图一网打尽,他首先以“从贼”罪名杀害了与农民军有过联系的复社领袖周钟(字介生),又牵 连及于周钟的堂兄周镳,将周镳害死在狱中,那些列名公揭的复社人士或被杀,或被捕,或逃亡,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第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 权瓦解,黄宗羲才得以乘乱脱身,回到家乡,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讽刺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公揭》一案也。”但这桩公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 濒十死”的艰苦经历,还只是一个开头。

第五节 毁家抗清,濒于十死

黄宗羲晚年曾作《怪说》一文,回忆说:

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这正是梨洲先生在抗清斗争中所历艰险的真实写照。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岁(清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宣告了明朝中央政权的覆灭,接着,李自成兵败山海 关,退回北京,草草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顺”,前明总兵吴三桂招引清兵大举入关,清军在摄政王率领下打败了李自成农民军,很快占领北京,建立了全 国性的大清政权,次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陪都南京,瓦解了南明弘光政权的抵抗,接着豫亲王多铎率部向浙江推进,六月十 三日,杭城失守,明军溃散,潞王朱常投降,当时黄宗羲在杭州见到友人熊开元(字鱼山),两人“感慨时事,呜咽而别”,六月十三日,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得 知潞王投降、杭城失守的消息后,感到明朝大势已去,他也无力回天了,于是痛哭说:“这是我以身殉国的时候了。”从此开始绝食,黄宗羲听说恩师绝食,急忙从 余姚步行二百里路赶到绍兴郊外的山村去探望,到达时,宗周已绝食20天了,宗羲不敢大哭,只是热泪盈眶地向老师诉说来意,宗周已经奄奄一息,唯有点头而 已,探望之后,宗羲又徒步返回余姚,侍奉母亲暂避乡下观望形势。

这年闰六月初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字硕肤)和吏科给事中熊汝 霖(字雨)二人号召民众冲进县衙,杀了清廷委任的余姚县令王元如,从而在浙东地区举起了第一面反清的义旗,参加起义的民众积极响应,几天之内,队伍就发展 到数千人,余姚首义,震撼了浙东,起义很快蔓延到绍兴、宁波、慈溪等府县,六月十一日,绍兴府秀才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义,并推举原明大理寺丞 章正宸(字格庵)出面主持大局,十二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字希声)等在宁波聚众举义,本来已准备降清的定海总兵王之仁也率兵响应,主动接受肃乐约 束,还有原明兵部尚书张国维也在家乡积极组织乡民,投入武装抗清,六月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以顺治三年为监国鲁 元年,于是,开始了长达八年(1645—1653)的浙东抗清斗争。

当熊汝霖、孙嘉绩在余姚举兵反清时,黄宗羲立即积极响应,他与弟 弟宗炎、宗会商议,变卖家产以作抗清经费,集合了家乡黄竹浦一带600多名青壮年农民组成一支义军,跟随熊汝霖、孙嘉绩的义军去迎接鲁王朱以海,当时,人 们称黄宗羲兄弟领导的黄竹浦义军为“世忠营”,期望他们像南宋抗金名将那样在抗清斗争中建功立业,次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宗 羲请求以“布衣”从军,但未获准许,不久,又因大臣柯夏卿与孙嘉绩等人交相举荐,改任黄宗羲为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在追随监国鲁王抗清期间,黄宗羲提出了不少深谋远虑的战略主张,也提出过许多积极进取的策略,但大部分都未被采纳。

鲁王政权建立不久,几十支义军北渡钱塘江,虽曾屡次挫败清军,但主将王之仁、方国安等目光短浅,一味图保自己实力,主张以钱塘江为界“划江而守”,甚至 提出“划地分饷”的分裂性政策,这年十一月,曾经祸害了南明弘光政权的马士英和阮大铖率残兵败将逃到浙东,投奔鲁王麾下大将方国安军营,还想朝见鲁王,鲁 王没有同意,把这事拿到君臣会议上讨论,群臣义愤填膺,大多主张杀马士英以正其罪,但督师熊汝霖担心马士英挑拨方国安,以致酿成意外,就出面调和说:“现 在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还是让他立功赎罪吧。”时任兵部主事的黄宗羲坚决反对这种不分是非的和稀泥态度,对熊汝霖说:“(士英)非不当杀,(诸臣)力不能 杀耳,然春秋之义,亦岂能杀陈恒?固不可言不当杀也。”熊汝霖只好认错。

这年十二月,为宣示鲁王继承明朝政权的正当性,鲁王铸造了“大明通宝”钱发行浙东,黄宗羲则受命编制了《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由鲁王颁行于浙东地区。

监国鲁王元年(1646),鲁王政权以绍兴为根据地,继续与清军对抗,也曾取得几个小战役的胜利,如该年三月,“王之仁率水师袭战,乘风碎北船数十只, 郑遵谦获铁甲八百余副”;四月,“王正中率师渡海盐,破澉浦城”,也算小胜,但大将王之仁坚持保守策略,不思进取,黄宗羲曾致书王之仁,指出保守策略的危 险性,他分析说:“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 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又曰:“崇明江海之门户,曷以兵扰之,亦足分江上之势。”之仁与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看法,却不能付诸实践。

该年五月,鲁王加封督师孙嘉绩、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但无实权,孙嘉绩将所属“火攻营”交给黄宗羲指挥,宗羲便与王正中联合,组成一支3000的队伍, 又联合查继佐所属义军,一同西行渡海,驻扎在潭山,浙西抗清义军的首领陈潜夫(南明太仆寺卿)、宋大定(尚实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与黄宗羲军 会师,并自愿受其约束,这支义师队伍十分严整,前锋直抵乍浦城下,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爽约定,准备里应外合,夺取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已抵乍浦不远,且 已作了渡江东进准备,因此,王正中部作战失利,五月底,钱塘江水位猛降,而守卫南岸的方国安却恃险无备,被清军乘夜策马过江,致使浙师大败,六月初一,清 军占领绍兴,大臣张国维、主将王之仁战死,方国安劫持鲁王朱以海出逃,后与马士英、阮大铖一起降清。

这次败绩,史称“浙江兵溃”或“江上兵溃”,黄宗羲非常痛心地评论说:

当义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气,方、王肯受约束,趋死不顾利害,竟渡钱塘江,此时,北师之席未暖,三吴豪杰,寻声而响臻,未必不可与天下争衡也, 某尝与王之仁言:“公等不从赭山以下进师,而攻其有备,意盖在自守也,蕞尔两府,以供十万之众,即北师坐视不发一矢,一年之后,亦涤地无遗类矣。”之仁韪 其言而不能用,日与两督师争长短,一死不足赎也,“江上兵溃”对浙东抗清事业是个沉重打击,但梨洲先生黄宗羲的抗清斗志并没有丝毫动摇,他毅然率领残部 500余人退入浙江的四明山区,驻军杖锡寺内,意在结寨固守,作为抗清根据地,六月二十日,为了访求鲁王的下落,黄宗羲化妆外出,临行,告诫部将茅瀚、汪 涵要团结山民,严禁部众骚扰群众,但宗羲走后,部下不听节制,抢夺粮食,激起民愤,山民烧毁了杖锡寺,茅、汪二将被烧死,余众也被清兵围歼,宗羲无营可 归,不得不潜回余姚家中,伺机再起,又因清政府悬赏捉拿他的缉捕令一再下达,宗羲被迫奉持老母,携带妻儿,避居化安山丙舍,次年,又回到黄竹浦故居隐居。

鲁王朱以海得知方国安将出卖自己投降清朝,遂从营中逃出,在张名振、郑彩等人保护下,先到舟山,再南下入闽,在海上重立监国旗号,其部下也曾一度收复福 建沿海3府1州27县,但由于鲁王政权内部文武臣僚相互倾轧,以致得地复失,监国鲁王四年(清顺治六年,1649)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军于健跳所(今 属浙江临海)的海面上,黄宗羲闻讯前往归队,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接着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这时,黄宗羲多么希望鲁王政权大有作为!他上书鲁王,极力 推荐在四明山抗清斗争中建立战功的王翊,请求鲁王委以重任,奏章中说:“诸营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诸营文臣则自称都御史、侍郎,武臣自 称都督,其不自张大,亦莫如翊,宜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捍海上。”但这个建议遭到定西侯张名振的反对,鲁王也只给了王翊河南御史的虚衔。

这时的黄宗羲虽名列大臣,却无兵权,政策建议又不被采纳,实际上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除天天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坐在海船之中,读书论学之外,就潜心研 究、注解《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等书,这年八月,宗羲听说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不肯降顺的明朝官员的家属登记上报,黄宗羲担心母亲受到株连,叹 息说:“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见《神道碑文》)于是,黄宗羲上书鲁王,请求回家奉养母亲,以尽人 子之孝,鲁王亦准其所请,同意他改换姓名回家料理,不久,鲁王移驻舟山,又召宗羲返朝,宗羲以抗清大局为重,回到了监国行朝。

监国鲁 王四年冬天,鲁王听从荡胡伯阮进和定西侯张名振的上疏建议,任命澄波将军阮美为使臣出使日本,请求日本派兵援明,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及左副都御史 黄宗羲作为监军官员同行,他们从舟山普陀出发,渡海到达长崎和撒斯玛岛(一译萨斯玛,即日本九州南端的鹿儿岛),虽然受到日本藩王的接待,然而并未答应派 兵,根据黄宗羲《行朝录,日本乞师记》的记载,日本不愿或不能派兵援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由于当时日本发生杀死西洋传教士的案件,西洋人借机复仇, “大舶载炮而来,与日本为难,日本讲解始退”,南明乞师的时机不对,故“不得要领”而返;二是使者队伍里有被日本驱逐的中国僧人,日本因此不愿派兵;三是 日本自宽永时代以来,“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所以,南明政权多次乞师日本都以失败告终,出 使归来以后,宗羲在行朝人微言轻,势单力薄,眼见事不可为,故不再在行朝任职,而回故乡隐居。

监国鲁王五年(清顺治七 年,1650),清军加紧镇压四明山和舟山地区的抗清志士,对查获与义师有牵连的人及其家属,或逮捕囚禁,或立即杀害,黄宗羲与四明山抗清名将冯京第、王 翊,均被悬赏通缉,但宗羲并未放弃抗清斗争,他曾携带鲁王密信(帛书)试图联络金华地区义师,但图谋失败,当年七月,清军进攻四明山寨的大兰山基地,义军 被歼,首领冯京第、王翊均被杀害。

监国鲁王六年(清顺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黄宗羲得知清宽永是日本后水尾天皇、明正天皇、后光明天皇共用的年号,相当于明熹宗天启四年至清顺治元年,即1624年至1644年间,但实权掌握在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手里。

军将进攻浙东抗清根据地舟山,于是秘密派人入海向鲁王报警,九月,清军果然大举进攻舟山,鲁王部下经过顽强抵抗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被清兵攻下了舟山 城,在舟山保卫战中,大将军阮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等在杀伤敌兵千余人后壮烈牺牲,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等自杀殉国,吏部侍郎朱永佑、兵部尚书 李向中等被捕后不屈而死,连清朝官兵都感叹不已地说:“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泾县、江阴,合舟山而三耳!”

鲁王失去根据地后,在定 西侯张名振、兵部左侍郎张煌言等保护下漂泊海上,依附于,鲁监国八年(清顺治十年,1653)三月,大势已去的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 称号,从而也宣告了浙东抗清斗争的彻底失败,黄宗羲痛定思痛,在其所著《行朝录,鲁王监国纪年》的末尾以“史臣”名义评论说:

史臣 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 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 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

清顺治十一年(1654),已经投奔南明永历政权的定西侯张名振派出密使 与黄宗羲等人联络,但密使行至天台即被清兵俘获,于是清政府又到处搜捕黄宗羲,顺治十三年(1656),慈溪抗清义士沈尔绪被人告发,清政府认为黄宗羲是 主谋,又四处张榜缉捕黄宗羲,在这几年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中,黄宗羲一家也累遭祸殃,其弟黄宗炎因为参与了四明山冯京第的抗清斗争,被清军抓获打入 死牢,险些被处死,幸赖友人设计营救才得以死里逃生,在顺治十二年末至次年四五月间,黄宗羲最疼爱的聪明伶俐的小儿子阿寿在大年除夕不幸夭亡,二儿媳孙氏 和另一个孙子,也都因遭逢乱世、家贫无力治病而相继离开人间,黄宗羲悲痛万分,破例为五岁夭亡的寿儿写下了《亡儿阿寿圹志》,并用六首哭儿诗作为志铭,当 儿媳客死他乡、孙儿又因出痘夭殇时,宗羲悲痛地写下了二首题名《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痘殇》的悼亡诗,诗云:

来四月叠三丧,咄咄书空怪欲狂。

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

不知负行缘何事?如此忧心得不伤!

白日独行城郭内,莽然墟墓觉凄凉。

滑滑声来古渡边,两僮舁椟下江船。

干戈尚阻离人哭,风雨不飞买路钱。

遮骨蓬蒿怜一尺,惊心花鸟怨千年。

虽知聚散徒为尔,临水登高总泫然!

这被乱世干戈阻断的人世亲情,岂不令人怨恨千年!这位正值中年即已自称“梨洲老人”的思想家,难怪要痛心疾首地批判揭露君主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 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的滔天大罪,从而得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了,这既是黄宗羲理性思想的表达,也是梨洲老人亲身经历 的感性体验,后来,在康熙元年壬寅(1662)二月与五月,黄宗羲本来已经支离破碎的龙虎山堂故居又连续两次遭遇祝融的破坏,他被迫迁居蓝溪河畔的陆家埠 暂居,他在《五月复遇火》的诗中写道:

局促返旧居,鸡犬共一轩。

缩头床下雨,眯眼灶中燔。

南风怪事发,正当子夜前。

排墙得生命,再拜告九圆。

臣年已五十,否极不终还。

发言多冒人,举足辄违天。

半生濒十死,两火际一年。

莫言茅屋陋,宾客非等闲。

鬼目不相,而逊华堂坚。

其理不可解,辨说空田田。

昨者刘伯绳,为我不安眠。

仆本方外人,岂终保丘园!

虽然是“八口旅人将去半”,“临水登高总泫然”,尽管是“臣年已五十,否极不终还”,“半生濒十死,两火际一年”,但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苦难与打击,并没 有使这位梨洲老人低头屈服,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丰富了社会经验,深化了理论思考,他在抗清斗争失败后,告别了刀光剑影的戎马生涯,致力于讲学著书的学术 事业,他在后半生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用自己充满战斗激情和博学多才的文笔,写下了大量有关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的著作,这些著作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记录了一位文化巨人的历史贡献,也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二型糖尿病有可能转化一型么

宫腔粘连会怀孕吗

呼市好的修复疤痕的医院